文章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
“清”是古往今来对官员的一贯期许，被赋予了丰富的价值。在不同历史时期，尽管治乱不一，但社会始终保持对官员清廉的要求或期望。
官箴书在某种意义上为考察古代官员对于“清”的思想认识提供了便利。该类典籍反映了古代官员群体对自我的认知、要求和规划，其中自然也包括对“清”的认识和思考，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员的清廉自期与自戒。
清代的官箴书数量最多，内容丰富、包罗万象，但阐述的为官道德无外乎“清、慎、勤”三者。尽管“清、慎、勤”都是官员应当遵守的准则，但三者的地位并不完全相等。中国传统社会中，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民众，都对“清官”推崇备至。包拯、海瑞、于成龙等被冠以“青天”之名，在明清戏曲、小说中，包拯甚至被演绎为可以“日断阳、夜断阴”近乎神的角色，铁面无私的包大人也因此被民间称颂。可以说，包公形象的广泛流传，与其清官形象密不可分。在推崇清官的背景下，对官员“清”的强调自然是理所当然、天经地义了。
“清者大节”是古人对“清”这一道德操守的高度概括。明代吴遵在《初仕录》中说：“清、慎、勤固居官领要，而清为本。”清代金庸斋更是提升“清”的地位，提出“清者大节”的期许，曰：“清者大节，慎则无误，勤则能理，昔人所谓居官三字符也。”
所谓“清者大节”，强调“清”在三者中的基础或统摄地位，可以从清心寡欲、清廉俭朴、清正廉明三个方面来理解，分别对应官员的精神追求、生活准则和施政规范。
清心寡欲：官员的精神追求
“清”首先是官员应有的一种精神境界。官员在精神层面上应追求清心寡欲，以此避免贪污。著有《牧令须知》的刚毅将“清”与摒弃物欲相联系，认为“所谓清者，了然于义理之辨，绝去乎物欲之私”。
清心寡欲对于官员道德品质的塑造具有积极作用，王景贤认为：“清虽一节之长，然为上者一有贪利之心，则已无所不至矣，故寡欲为尚”。
寡欲还常常与读书相提并论，王植在《二要》中就认为，“当官有二要，一曰读书，不但开卷有益，增人智识，亦且一对书史与圣贤晤接，心境清明得自悟其过，自坚其守，是内省之资也。一曰寡欲，嗜欲既寡，精神自生，是检身之要，儒修之实也。”
清心寡欲只是精神层面提出的自我规范，更重要的是，要在物质层面克制内心贪欲，避免嗜好在现实中被人利用，从而使自己成为商贾或胥吏“围猎”的对象。
清代袁守定指出“有所好即受病”，告诫官员“在官不可偶有所好，但示人以所好，病即缘所好而入，盆花幅草皆足为累”，应遵照明代施邦曜的方式处事。施邦曜任福建左布政使时，有人向他赠送一幅朱墨竹图，家人希望施邦曜接受此画，他说：“不可！我受之，彼即得乘间以尝我，我则示之以可欲之门矣。”袁守定由此感叹：“当路而开可欲之门，则投之者众，为累不诚大哉。”
明代吴遵认为官员“如好技艺，则星算医卜者投之；如好奇玩，则古书奇画者入之；如好花卉，则或以奇花异草中之。嗜好一偏，或投机阱。虽诗文之交，亦有移情败事者，不可不谨”。这一观点被佘自强《治谱》、郑端《政学录》等典籍吸收借鉴，成为经典语句。
清廉俭朴：官员的生活规范
官员要做到“清者大节”，不仅应具备观念认知、思想境界上的清心寡欲，更要在生活中身体力行，做到清廉俭朴。清人尹会一提出“居官首重维清”的要求，将清廉视作为官第一要务。郑端在《政学录》中引用南宋名臣、理学家真德秀的名言：“万分廉洁止是小善，一点贪污便为大恶。不廉之吏，如蒙不洁，虽有他美，莫能自赎，故以此为四字之首。”这里提到的真德秀所说“四字”即廉、仁、公、勤，而廉居首位。
“律己以廉”则必然要求官员崇尚俭朴、拒绝奢靡的生活方式。郑端认为官员应“尚节俭”，强调“我辈矢志安民，既不科派里甲，又不苛罚重秤，则衙中费用便难望之地方。初赴任者，第一要节俭，莫谓官为钱树便可取给”。戴肇辰在《求治管见》中认为：“节用自本官始，凡衣服、饮食、起居虽小事，亦不可稍有浮费，庶亲友、子侄辈均有所法效，而胥归俭朴矣。”
士大夫阶层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，其个人或家庭的行为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。《治镜录集解》说：“民俗俭朴，则风俗醇厚而国有蓄积，若躬行节俭，而其下化之，则效尤普矣。”如果官员躬行节俭，百姓就会效仿，有利于全社会形成节俭的风气。
此外，提倡官员节俭，有利于促成俭以养廉。这一点，赵申乔在《禁绝火耗私派以苏民困示》中说得最直白：“诸凡室宇之美、妻妾之奉与身衣口食、日用常行之需，俱当刻意简省，所谓俭可养廉是也。”
江西南丰人刘衡曾任四川垫江知县，颇有善政。有一回，他抓获一个盗匪，得知是初犯后，询问他为何误入歧途，得到“饥寒迫尔”的回答后，他下令放了此人，并赠了些钱给他谋生，相约如果再有犯罪行为，绝不宽宥。
刘衡亦是一位俭约的官员，他在《自治官书》中说：“本宦自登仕版，正己为先，到垫任，即革陋规、绝馈送，以俭为养廉第一关键。衣惟布茧，食惟菜腐，署中每日米盐零杂，立限只用钱六百文，或因公出，骑从甚简，性尤刚毅，绅衿戚友不敢私干，设卧榻于二堂侧室，屏去一切嗜好，惟昼夜理公事而已，其立身清正如此。”清廉俭朴的生活方式，说来容易但做来难，但总有循吏能够耐苦坚持。
清正廉明：官员的施政准则
“清者大节”不仅应是官员精神之追求、生活之规范，也应是职业之伦理、理政之准则。因此，“清者大节”最终要落实在官员的日常公务活动中。
在清代地方政治格局中，州县政府的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，州县官的职责十分繁重。他们除了守土、维持治安和征税等工作以外，还担负处理诉讼的司法职能。州县作为第一审级，亦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审级。特别是，随着清代人口数量增长、诉讼案件增加，处理诉讼已经成为州县官的主要工作。州县官大笔一挥，便判定了一人一家之生死荣辱。
褚瑛为此提出“勉励清操”的要求，“为官清、慎、勤三字，惟清字为最要。凡判断一切词讼事，不可稍存私心、贪图贿赂，一经得贿，则是非颠倒，屈者则倾家荡产，以图逞其忿恨；直者受屈莫伸，势必抱怨走险上控。设若得直，则原办之不公显然败露，上宪必致申饬。倘仍照县案而不直之，则受屈愈甚，轻则翻控不休施，拖累无穷，重则自寻短见，轻生毙命，于心能无愧乎？且本官一人得贿，则绅士从而挟制，亲友子侄辈因而招摇，家人、书差莫不借端索诈，致尔声名狼藉，为害可胜言哉。”可见，他清醒地认识到“清正廉明”对于官员施政的重要性，收受、索取贿赂将影响案件的裁判和诉讼双方的利益，甚至给地方治理带来负面影响，同时还会影响本人官声，“致尔声名狼藉”一句可谓触目惊心。
方大湜在《平平言》中，提及官员不可贪的六大理由，乃坏心术、败风俗、损声名、干国法、辱祖宗、毒子孙，他的论述常是从案件裁判的角度切入。如“败风俗”一条中，他抨击有的官员“一切词讼，惟知索贿，犹其小者，甚至人命重案，亦不问正凶，但访其族之衣食稍足者，巧为罗织株连，不使破家荡产不止”，如此败坏人心、变乱风俗，断不可取。由于危害如此巨大，文献中反复告诫官员在审理案件、羁押犯人时，要谨记“审案断不可取分文也”，“不受买嘱、妄加锁锢”等，这方面的提醒十分频繁。
“清者大节”思想，体现了古代官员群体的一些中坚对自身的思考、定位、期许和警戒。这一思想对帮助官员提高道德修养、规约司法审判、传播循吏与清官的形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，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尤其是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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